诗学源流考

定于四溟。其后议论不合，于鳞乃遗书绝交，而元美别定五子，遽削其名。又有“后五子”，“广五子”，“续五子”，“末五子”，广至四十子，而四溟终不与。其实余子皆无足称，而七子之中，亦惟王、李、谢而已。前后七子，议论略同，其所宗法，皆在少陵以上，建安而下，唐以后书则置焉。其见非不甚善，特斤斤规仿，过于局促，神理不存。王、李之视李、何，抑又甚焉，故钱牧斋《历朝诗选》极力摈之。然而当诗教榛芜之日，其催陷廓清之功，亦何可少！至如昌谷徐氏选择精融，纯乎唐音，皇甫兄弟独见推奖，王敬美亦携与高按察并称[八]，谓“更千百年，李、何尚有废兴，二家必无绝响”，论斯允矣。即四溟今体，工力深厚，不媿能手，又何可以“七子”而讥之也？自是以后，诗学日坏，隆、万之际，公安袁氏，继以竟陵锺氏、谭氏，《诗归》一出，海内翕然宗之，而三汉、六朝、四唐之风荡然矣。其间非无卓然不惑，如归季思子慕、高景逸攀龙、李伯远应征、区海目大相、谢在杭肇淛、曹能始学佺诸君子者，力持风气，然淫哇之教，浸人心术，论诗之害，未有烈于斯时者也。及陈卧子子龙夺奋臂大呼，少一转变，论者犹以其不离“七子”面目为憾。然大雅举止，与侏儒之拜舞何如也？至岭南屈翁山大均，五言直接太白，而陈元孝恭尹辅之，而有明一代之诗，至此终焉。盖诗以言志，自《虞书》发其义，而《三百篇》穷其奥。汉人去古未远，创为五言，所作犹古风，故后之学者，以得五言为正。五言之转而七言，滥矣。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诗，抑又靡矣。然自能者为之，则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而合于《虞书》言志之义。但或盛或衰，其出多歧，论者以为玩物丧志之资，作者第以为嘲风弄月之具，是以诗教愈隐，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。吾由汉迄明，其间得大宗五人焉：曰曹子建、陶渊明、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韩昌黎。其它支分派别，各有攸属。汇而一之，以为《诗学源流考》。
诗之宗派，即文之经纬。纷纷纶纶中，一线穿成，可谓金针度尽。而黜灵运于晋，不得并于陶；殿翁山于明，直上承乎李，尤为独具只眼。南丰赵勉斋识
权衡诸家处，皆有来历，其文气充沛如江河。凡水之蓄泄分合，一以山石为体，而行乎自然，盖庶几大观也。涂南池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