瞑庵二识

词语为之，时称为“京报古文”。曾文正公督两江时，人才汇集，有何太史者，记闻极博，下笔千言而无理法，曾公尝称为“土匪名士”，二语雅可作对。
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、郭嵩焘曰：“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。他任捃饰，铭辞结句吾自有之，曰：不信书，信运气。公之言，告万世。”
乾隆九年，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时文，事下礼部，尚书鄂尔泰议驳，遂止。顷岁以来，有议废时文而学机器者，余作《时艺论》曰：“今世学者多以时艺为小道。夫时艺之视古文，诚有莛楹之别，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则可，有政教之责者不当言也。有明以来，以此取士，一代之公卿大夫、名臣循吏，皆由此出，乌可目为小道而不讲乎？且朝廷所以悬此取士者，非真谓时艺能得人，而工时艺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。任事者必有专精之志，强固之气，又明于圣人之理，详于先王之制度文为，然后充之以阅历，施展其才能，而后能泛应不穷也。应科目者，其志气期于必得，而又求理于四子，考名物于六经，苟如是矣，授之以官，使之阅历而展施焉，虽不中不远矣。国朝制艺，康、雍以前，宏厚精醇，故其时名儒辈出，理学昌明。乾、嘉之际，博大光昌，故其时才杰奋兴，百废具举。道光一朝，专尚清真，敛才就范，故其时士大夫多恪守典型，洁身勤事。咸、同以降，理法寖微，然其时考墨虽无精义，尚有才华，故一时将相，亦能任才使气，宏济艰难。至于今日，则专取圆滑之调，填砌芜烂之词，冀幸弋获，非特四子之义理、六经之典章绝不宣究，即讲章之章旨节旨、《八铭塾钞》之规矩准绳，亦复束之高阁，是国家例取不明理不读书之人以为公卿大夫也，如是而求天下之安、外夷之服，不亦难乎！方今国势寖衰，强邻逼伺，老成勋旧，窃窃忧之。然内不求之于人才，外不求之于吏治军政，而徒汲汲于机器轮船。予则以为强国莫先于吏治军政，而吏治军政之修莫先千求才，造就人才莫切于振兴时艺，使应试者非读书明理不得科名，则人才奋兴，吏治清而民安，民安而财阜矣。将帅得人，则兵精器利，外患自消矣。或者以为时艺空言，其于治国安边，隔膜已甚。不知法，具文也，待人而行；器，死物也，待用而利。无奉法之吏，用器之人，则机器之隔膜犹之时艺也。或者曰：时艺空而难稽，机器显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