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交小史

岂复可容？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，未及详审利害，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，甘心左袒，或恐李鸿章反叛，姑事调停。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，非不敢反，实不能反。彼之淮军将领，皆贪利小人，无大伎俩。其士卒横被克加，则皆离心离德。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，制服李鸿章有余，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，若能反则早反耳。既不能反，而犹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，彼其心目中，不复知有我皇上，并不知有皇太后。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，臣实耻之，臣实痛之。
惟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，布告天下。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，倭贼有不破灭，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祖宗监临，臣实不惧，用是披肝胆，冒斧钺，痛哭直陈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“奏上，奉旨革职，发往军台。时恭王再起秉政，适于是日请假，次日知之，斥同辈曰：”此等奏摺，入字藏可也，何必理他，诸公欲成安之名耶？“众无言，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。
○清中叶之外交观外交小史。3.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，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，其间用兵凡十余次。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，然其终局，常得自然之胜利。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，谓两定金川，两定伊犁，一定回部，一入缅甸，一定台湾，一复安南，两胜廓尔喀也。
此等武功，于宣扬国威，恢张领土上，固有伟大之效力。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，轻视外国，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，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，此亦其一大原因也。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失，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，略言支那康熙、乾隆间武功极盛，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，若西藏之归服，若外蒙古人之归化，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，若土尔扈特之脱归，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，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。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，蔑视外国矣。
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，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，愈增其焰。何则？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，皆朝贡使也，朝贡国若是其众，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。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，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，辄称为朝贡，布告全国。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，谓陛下聪明至圣，总裁万机，德加四海，兼统万国，兆民悦服，是以各国派遣使臣，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