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知录之馀

民多归齐，为大国矣。考《左氏传》管仲之对楚子，展喜之对齐侯，并言成王，不言武王。而郑康成注《檀弓》，谓大公受封，留为大师，死葬于周。又《金滕》之书有二公，则大公在周之明证。二说未知孰是。李君变置弹压之论，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。
初刻自序
炎武所著《日知录》，因友人多欲钞写，患不能给，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。历今六七年，老而益进，始悔向日学之不博，见之不卓，其中疏漏往往而有，而其书已行于世，不可掩。渐次增改，得二十余卷，欲更刻之，而犹未敢自以为定，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。盖天下之理无穷，而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，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，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。若其所欲明学术，正人心，拨乱世，以兴太平之事，则有不尽于是刻者，须绝笔之后，藏之名山，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，则幸甚！
又与人书十
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：古人采铜于山；今人则买旧钱，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；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
又与人书二十五
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诗文而已，所谓雕虫篆刻，亦何益哉。某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。其于音学，深有所得，今为五书，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。而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，而未敢为今人道也。向时所传刻本，乃其绪余耳。
又与潘次耕书
《日知录》再待十年，如不及年，此“年”字如“不复年”之年。则以临终绝笔为定。彼时自有受之者，而非可预期也。
又与杨雪臣书
向者《日知录》之刻，谬承许可。比来学业稍进，亦多刊改，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。自信其书之必传，而未敢以示人也。
又与友人论门人书
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。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。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