蜗牛舍说诗新话

蜗牛舍说诗新话 民国 范罕撰 或问予曰：古人之诗传至今日者，大底属高贵者居多；若平民之作，即工而获传，亦必附于贵人之后。所以今日新学家，谓国诗均属贵族产物，而一般滥迹风雅者，又往往借此为攀援利器，以实其言。由此观之，诗之为值益可见矣。岂古时民间制作传者少乎？抑高贵大人之诗果无足道欤？先生尊诗而重国体，对此宜作何解？予曰：否。诗乃平等法，决由民间创造，不以地位高下论也。顾亦不限富贵者流，不过地位高工诗者少而易传耳；然必真工者始传之远。若孤贫之士，能诗者自较贵之为多；然取之不多，用之不宏，真好者亦不数见。若有鸿篇杰构，亦断不俟贵人而传，而贵人往往争传之。此种原因，实因我国历朝皆右文之世，文字优美者，无不见贵于朝。傥非废弃中途，亦无不见贵于俗。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，遂误视为贵族文字，岂不知欧洲十九世前，无论何国，均以文学为唯一生命，往往一编甫出，价夺公卿。而科学之兴，亦基于此。此虽由在位者提倡之力，实亦举国民气所锺。盖上无倡者，下无由兴；民无作者，则上亦无由倡。要之文艺一道，真赏不虚，直接国民之精神，断非权势所得参与。作者未必即欲其传，传者亦不自知其所以传。盖亦作者自作，传者自传之而巳矣。 或曰：近人如胡适之诸君，提倡新体解放，已将前人五七言古律诸体一概置诸不论；而先生仍作五七言，将弁髦其学说耶？抑别有他说以自伸奥衍乎？曰：皆非也。胡之新诗，非胡自创之。当今欧美学者均倡自由诗，解放前人一切束缚。而胡归国后适逢国变，将顺潮流，故亦力倡新说。就诗之本源论，胡君之说是也。诗之本质尚离文字，何况区区五七言。有新体解放之说，学者始知作诗之本能。否则浩如烟海之陈篇烂语，堆砌满纸，以此云诗，诗亡不更速乎！胡君虽主张新体，乃借新体作后来真正国诗之发轫耳，非谓五七言不成诗体也。就胡君之意释之，既可任意发挥情趣，又必专专学步于过去之五七言者，其事倍难，而成功尤不可期，不若一例解放为佳。故其同人中，亦有诋斥白话诗而劝学生攻习旧诗以养才识者，固不尽如胡说。否则陈腐虽去，而乱谈瞽说，又遍塞士林矣。总之作诗不拘何体，皆能见谛，但不可无体，新诗亦诗体也。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，殆欲于难